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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整体之辩:“中国梦”的当代哲学意蕴

[作者]: [来源]: [时间]:2016-9-19 18:16:55 [阅读次数]:106

傅艳蕾

 

【摘要】当代的“中国梦”蕴藏着一个古老的哲学主题,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一方面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整体的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攀比之风在本土的滋生。“个体”与“整体”的天秤开始倾斜并有倒向前者的趋势。调整天秤的平衡是当前实现“中国梦”的重点也是难点,保持天秤平衡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优势所在。“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同时关照“个体”与“整体”两个方面以及两者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个体;整体;中国梦

 

当“美国梦”响彻世界各个角落时,“中国梦”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一片哗然。“中国梦”这一名词不论在国内还是世界,都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感召力与凝聚力。但是当人人都在追逐“中国梦”时,人们是否真正清醒认识“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中国梦”这一名词并不是当代的产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或者再往前追溯,自中华民族诞生以来,华夏儿女便开始编织和追逐自己的“中国梦”。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提“中国梦”,“中国梦”在当代所蕴含的哲学意蕴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做些探析。

一、“中国梦”在当代折射出“个体—整体”的哲学问题

实现“中国梦”首先要追问“中国梦”是什么?对于“中国梦”的内涵或本质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似乎大致趋同。为了阐释“中国梦”,学者提出了“个人梦”、“美国梦”、“世界梦”等概念,作为解读“中国梦”的参照物。这些“梦”之间固然存在着的重要关联,但需进一步揭示这些关联背后所隐藏着一对的矛盾——个体与整体,这在下述三对概念中都有深刻表现。

其一,“中国梦”与“个人梦”。有学者主要从国家层面来阐释“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从根本上说,一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1]“伟大复兴”即“‘中国梦’的深刻内涵”。[2]有学者强调实现“中国梦”要兼顾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两者存在密切关联。“中国梦”“既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强调每个人的福祉,或者说既强调整体,也强调个体,这是中国梦能够直抵人们内心深处、产生巨大感召力的关键所在。”[3]“个人梦和国家梦,有内在联系,这就是个人的奋斗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国家梦的实现。同时,国家梦的实现,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又有赖于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发挥出来。”[4]“中华民族的梦想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我们每个人具体的梦想是‘中国梦’的真切展开。……如果中国不发展,普通人实现梦想的机会就会更小;同时如果没有普通人为梦想而作的坚实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中国的进步和繁荣。”[5]“个人梦”与“中国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这已是诸多学者的共识,这即是“个体—整体”这对哲学范畴在“中国梦”提出过程中的一大彰显。

其二,“中国梦”与“美国梦”。对于“美国梦”的认识,国内学者大多比较理性。一方面,“美国梦”承认并主张个人追求自由、给以个人充分的发展空间,学者认为这是实现“中国梦”需要积极借鉴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美国梦”以个人主义为价值理念,它忽略了整体的和谐发展,学者认为“中国梦”在这一方面应积极发挥优势。“‘美国梦’在本质上强调个人奋斗,主张通过努力工作创业,就可以得到梦想的一切。‘中国梦’则推崇‘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传统。”[6]“与‘美国梦’突出个人和金钱不同,‘中国梦’强调个人命运和国家紧密相连。”[7]“‘美国梦’的核心是实现个人的价值,即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是建立在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集体或整体的价值。”[8]关于“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异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前者能够兼顾个体与整体的统一,而后者是导向个人主义。“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比较,同样折射出前者对协调个体与整体关系的强调。

其三,“中国梦”与“世界梦”。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梦”的实现并非中国一己之事,“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世界,而整个世界的文明进步同样需要中国力量的推动,这是学者对“中国梦”和“世界梦”关系普遍看法。“‘中国梦’的实现以追求和谐性为先决条件,提倡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发展中实现共存和共赢,绝不会以牺牲他国利益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代价。由此可见,‘中国梦’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世界各国密切合作携手共赢的‘世界梦’。”[9]“说‘中国梦’是世界的需要,还因为中国人做‘中国梦’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与世界一道共同追梦,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10]“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中国梦’的时代特征。”[11]要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共圆“世界梦”,和谐、包容、文明必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因此,“中国梦”与“世界梦”同样构成了一对“个体—整体”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阐释事实上正是涵盖了个体与整体两个层面。在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总书记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总书记对“中国梦”做了全面的阐释,这是向国人和世人释放中国信心的有力一招。但是在理论上,越为全面就意味着越不可兼容。“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关照个体和整体两个方面,因而同时需要应对“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共同出彩”、“公平正义”这些看似“共同”的价值追求,背后所反射出的还是“差异”尤其是矛盾,因为有差异和矛盾,才要求公平正义;因为有人出彩有人落后,所以才有共同出彩的追求。所以,“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矛盾的化解,需要面对和处理“个体—整体”这对矛盾。这正如“自由”的价值观,它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共同价值观,它是一种整体的追求,但背后所涉及的是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今天学者在阐释“中国梦”的内核与本质问题时,在观点与观点之间,可以进一步挖掘出的是“个体—整体”这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二、“个体—整体”的哲学问题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反映

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必然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因此“中国梦”在不同时期所要解决的核心任务必然也各不相同。在当代转型时期,“个体—整体”这对矛盾构成了“中国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也是“个体—整体”这一哲学问题逐渐凸显的过程。社会主义中国以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和价值追求。但是市场体制的引进,打破了传统同质化、单一化的格局,社会利益开始分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也趋于多元,个体意识逐步觉醒。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发展需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目标,某种程度上产生对立,成为转型时期中国发展急需解决的一对现实矛盾。

理论上,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并不难化解。通过一般的逻辑演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关联,只有每个个体得到良性发展,个体之间相互促进,整体的发展水平才能提升;同时,整体的发展也将反过来促进个体发展。反之亦然。人们耳熟能详的“天堂与地狱”的故事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天堂和地域中同样是几个人围着一锅美食,同样是每人一把长勺,但是天堂和地域却是截然相反的情景。地域中的人相互争夺食物,但是勺子太长送不到自己的嘴里,结果个个骨瘦如柴;而天堂中的人们却很快乐,白白胖胖,因为那里的人会相互喂食对方,人人都能尝到美食。理论和逻辑告诉我们,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发展是可以实现的,前提是每个个体之间互助合作。

但实践中,这对矛盾并不容易突破。因为作理论探讨时,我们可以假设出一个个抽象人来进行理论推演,可以将人性善的一面发挥到极致;但现实中,每个个人都存在不同的利益需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表明,具体的现实的个人才是研究现实问题的真正出发点。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有满足个人需求而牺牲整体的例子,例如“地沟油”、“毒生姜”事件,有些个人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以获取个人的最大物质利益,满足物质需求;也有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人的例子,例如“最美司机”吴斌、“航空报国英模”罗阳,他们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为了国家的航空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赞美这些英雄,但更追求个体与整体的同步发展。生活中,只要人人排队有序上车,只要人人遵守交通规则,这完全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促进整个交通事业的良性运作。但是,虽然出台了新的交规,拥挤上车、擅闯红灯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个人的自觉意识和整体意识不够,在利己心理的作用下,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协调发展似乎难之又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个体优先的观念一直在中国本土扩散,这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市场逻辑的渗透。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个体优先”作为一种观念,主要是生成于中国实行市场体制之后。这种体制伴随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个体意识从传统的集体意识中脱离出来,并日渐占为上峰。其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错误观念的沿袭。据考证,“天诛地灭”最早见于《水浒》。明代小说家施耐庵《水浒全传》第十五回说道:“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查。”[12]小说中的这句话可以概括为“人若为己,天诛地灭”。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可能是在清代以后流行起来,殊不知它最早的出处原意却是“人若为己,天诛地灭”,后者才是正见。这句误导了数代中国人的谬见,其实只不过是自私自利者为自己辩护的托词。其三,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制中存在的攀比逻辑。受市场逻辑的影响,中国正走向一个以数字为依托的信息化时代,这使得各种各样的评价指标都被量化,于是出现了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排行榜:大学品牌排名、学生成绩排名、幸福指数排名……排名有利于推动竞争,同时也会造成盲目的攀比,从而滋生个体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不良风气。

“个体—整体”矛盾在当代中国的凸显,还需在个体方面作进一步考察,即在当前,不仅要关注个人的物质需求,还要关照个人心理需求的变化。心理需求的变化使得“个体—整体”的矛盾产生一定程度的弱化,但并非一定是良性的融合。英国著名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一个心理学概念“本体性安全”。他借鉴了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等人的心理学理论,指出“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规的安全性,它体现出了存在连续性的意义。”[14]简言之,“本体性安全”即是个人在一种不确定的环境下所产生的一种对于持续性获得身份认同的需求,以确保在不确定性获得一种可预知的确定性,是一种心理安全的感知。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吉登斯提出的这种心理需求在我国也开始凸显,并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就意味着,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为了不被排挤,个人会在某种程度上跟随大流,使个体与整体产生一种假性的融合。但在多数时候,个人的这种趋同行为往往带有非理性。在“组团式腐败”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当事人之所以不自觉地陷入腐败的圈子,是因为他们认为,“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开始不习惯,后来就慢慢接受了,也就是从众心理,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整个单位的人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每件事都想法搞些钱,不搞钱就不正常了。”[15]“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发生其实也带有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为了显示所谓的“正常”,不少个体会选择大众的普遍的行为模式,而置规范和道德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与整体的矛盾虽然削弱了,但这种非理性行为却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和伦理意义的丧失。

“本体性安全”这种心理需求可以产生一定的聚合作用和放大效应,关键是看整体的社会价值导向。从应然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整体价值导向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从实然角度,西方国家正对我国大肆进行文化输出,利己主义与拜金主义的交织正对国人产生深刻的迷惑作用,这一点同样不能忽视。某种程度上,后者的现实导向作用甚至超越了前者的价值导向。而这种现实导向所蕴含的哲学理念即“个体优先”,其最终的走向是个人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对此问题做出回应。

三、重新调节“个体—整体”的天秤:实现当代“中国梦”的重点与难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党开始打破“平均主义”推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其初衷是为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搞活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这是新中国以来对“个体—整体”的天秤首次调整,使重心偏向“整体”的天秤向“个体”倾斜。但是发展到今天,天秤又开始失去平衡,倒向“个体”一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公平正义问题突出,这已反过来开始危及整体的发展,同样会阻碍“中国梦”的实现。所以,重新调节“个体”与“整体”的天秤迫在眉睫,这是实现当代“中国梦”的重点。

但这同时也是一个难点。“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然而站在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角度,除了拥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还有个人的梦。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实现个人的梦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这就是难点所在。我们强调实现“中国梦”要包含多个层次,强调“中国梦”与“个人梦”的内在统一性,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统一,如何实现两者的协调共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践难题。并且,“个体—整体”的哲学问题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实现两者“融合”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良性融合”,而非个人非理性的趋同行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其中便蕴含着个体与整体协调发展的要求。两者的协调既具有理论上的简易性,又有实践中的艰难性。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我们仍然需要从实践出发,立足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努力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为调节“个体”与“整体”的天秤提供一些思路。

其一,在个体层面,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增强人们对“个体—整体”这一哲学问题的认识,以真正达到理论自觉。在个体层面,作为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学识水平的学者及政府人员应首先做出表率。“个体—整体”的内在逻辑并不复杂,在真正理解并把握其逻辑的基本上,还需要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去运用该逻辑。当人人都能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时,必将造福全中国也将影响全人类。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突破“本体性安全”的心理作用,增强文化自觉,从而对整个社会不良的现实导向做出批判和反思。当今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其中就夹杂着西方的腐朽思想和意识形态,个体在选择和定位个人的价值观时应做出理性的思考。但是“本体性安全”作为一种现实的心理需求又对个体的这种理性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实现个体对整体的自觉批判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社会自我完善过程。

其二,在整体层面,如何使中国整体的价值导向作用发挥得更为显著?历史与现实表明,社会的整体导向作用对于个人价值观的选择与确立影响甚大。当然这一观点对于自我意识尚未觉醒以及反思能力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尤为适用。现代社会,虽然个人的主体意识和反思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整体导向对个体的价值观选择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本体性安全”心理需求的驱使是一大原因。只要社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这种心理需求必然会持续性地发生作用。因此,“整体”虽然是一个非生命的独立单位,但也需要时刻调整好自身的价值定位。一方面,可加快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颖的口号,但却是最能够直接反映“个体—整体”内在逻辑的一种通俗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另一方面,需要积极调整整个社会的价值评价机制,用更为完善的评价机制来引导个体的价值观选择与行为选择。排行榜的作用应发挥得更为有效,哪些事物可以排名,排名的指标应如何设计,以更有利于个体与整体的协调发展,这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

整体的发展最终要靠个体的努力,而个体的价值取向受整体的评价体制的牵制。调节“个体—整体”这座天秤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因而也贯穿于实现“中国梦”的整个过程。“中国梦”追求个体与整体的平衡,追求互利共赢。平衡这座天秤,是“中国梦”的特色也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优势所在。马克思在撰写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以“个体—整体”这一哲学问题来定位自身的职业选择:“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6]所以,不仅整个中国的发展需要调整“个体—整体”的天秤,而且每个中国人在选择和确立自身价值观的过程中也需要调整好这座天秤。实现当代的“中国梦”需对这一哲学问题做出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参考文献:

[1]夏斌:《“中国梦”必将成为时代强音——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载于《解放日报》2012年12月3日。

[2]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梦”:内涵·路径·保障》,载于《理论导报》2013年第1期。

[3]安人和:《中国梦,人民的梦———访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王彦坤研究员》,载于《河北日报》2013年3月30日。

[4]李亚彬:《正确看待“中国梦”和个人梦的关系——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李捷》,载于《光明日报》2013年5月9日。

[5]李庆英、张记合:《“中国梦”是历史自觉,是责任担当》,载于《北京日报》2012年12月3日。

[6]周显信、卞浩瑄:《“美国梦”的特色及其对“中国梦”的启示》,载于《探索》2013年第2期。

[7]朱继东:《“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异在哪里》,载于《党建》2013年第2期。

[8]李抒望:《对“中国梦”的几点解析》,载于《社科纵横》2013年第4期。

[9]邱德胜、王玉鹏:《“中国梦”的双重内涵》,载于《光明日报》2013年5月10日。

[10]吴建民:《“中国梦”: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载于《光明日报》2013年2月6日。

[11]姚恒、孙宁:《“中国梦”:责任担当、精神能量与文化气质》,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4期。

[12][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册,尤可编解,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1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15]《“组团式腐败”成贪腐新热潮 不贪就得受排挤?》,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12-18/4415544_2.shtml,2012年12月18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作者系湖州马克思主义讲习所讲师,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